缔约过失制度的法律规定
　　《合同法》实施之前，缔约过失制度在我国民事法律中已有所规定。我国最早规定缔约过失制度是在《涉外经济合同法》中，该法第11条规定：“当事人一方对合同无效负有责任的，应当对另一方因合同无效而遭受的损失负责赔偿损失。”1986年《民法通则》第61条第1款规定：“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，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，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，双方都有过错的，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。”1993年修正的《经济合同法》第16条规定：“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，当事人依据该合同取得的财产，应返还对方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;如果双方都有过错，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。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，如果双方都是故意的，应追缴双方已经取得或者将要取得的财产，收归国库所有。如果只有一方是故意的，故意的一方应将从对方取得的财产返还对方，非故意的一方已经从对方取得或约定取得取得的财产，应归国库所有。”我国1987年《技术合同法》尽管没有明确规定，但我们认为第25条暗含了缔约过失制度。
　　由此可见，《合同法》实施之前，关于缔约过失制度在我国一般的民事法律中是有所规定的，而且缔约过失制度与过失相抵原则并行不悖。但是，那时我国的缔约过失制度并不完备。其一，《民法通则》第61条关于民事行为的界定，实为不科学。因为缔约过失制度仅适用于缔约阶段，亦即仅适用于缔约行为，而关于民事行为的概念，依我国传统教材的理解要广泛得多，因而在适用制度不免有发生混淆之嫌;其二，内容如前所述，有关缔约过失样态的分类，从总体上说有契约不成立、契约无效、契约被撤销三种，而我国的民事法律中仅对后两种型态进行了规定，而忽略了第一种。这一则造成制度的不完善，再则也无意识地剥夺了当事人请求赔偿的部分权利;其三，从法律规范上看，我国民事法律在对一项制度进行规定时经常采取先做一般规定，再作具体描述的模式。在我国现行法律中，仅有关于该制度一般规定，没有具体描述，而且一般规定也不全面，这便使得对何谓缔约过失行为有不同理解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：其一，制定这些民事基本法时，我国的经济正处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，市场经济不很发达，缔约过失制度的不完善是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;其二，立法当时，我们仅还是主要继承了苏联民法的传统，未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合理制度进行有效分析和比较，做到取人之长。
　　1999年10月1日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改变了之前有关合同制度的三法鼎足而立的局面，同时也对缔约过失制度有了明确规定，具体规定在第42条。该条规定：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：(1)假借订立合同，恶意进行磋商;(2)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;(3)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。”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国《合同法》上的规定的缔约过失制度，对过失人主观上的过错规定的较为严格，亦即必须是重大过失而造成对方损害的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，同时，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规定得较窄。这主要是因为立法者在制订合同法时参考了《联合国国际商事合同规则》的缘故。缔约过失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上的制度，在制定该规则时，英美法学者不完全同意，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，一方面在规则上确立了该制度，一方面缩小了该责任的适用范围。我国之所以这样规定，一则是因为世界经济正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努力，制定交易规则时，必须参照国际规则和惯例;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该责任的无限扩大。